您当前位置: 民俗民风 > 正文
“考古奇人”王建昌欲捐赠全部藏品
他是通海杨山、海东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和研究者;他用33年收集大理国墓志300多块,有纪年的40余块;他50年来研究古人类、大理国、秀山郡的成果让专家肃然起敬
[ 通海新闻网   发布时间:2015-09-01   进入社区    来源:玉溪网 ]

王建昌将自家的住宅改造成一个小小的私人博物馆。

1998年玉溪市博物馆向王建昌颁发的荣誉证书

□ 记者 蔡传斌 饶平 文/图

通海农民王建昌虽说是考古界的奇人、怪才,但大半辈子却是默默无闻,默默地做事,默默地生活,偶尔有“王建昌”的大名出现在某学术期刊、理论专著上,也很少有人会将它与一位通海农民联系在一起。近日,王建昌找到玉溪日报,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,为他的珍贵藏品找一个归宿。记者赶到通海,在他的家里,见到了一屋子的“奇珍异宝”:如动物化石、锡铅冥器、汉砖、古代火葬罐、古代碑刻、瓦当等,琳琅满目,有数百种之多。王建昌说,他想把这批藏品捐给国家,最好能留在玉溪,让更多的人来欣赏、研究,为玉溪的地方史留下一段不可替代的记忆。

50年考古生涯塑造一名“土专家”

王建昌今年70岁了,从19岁那年迷上考古,算来也有50多个年头了。在这50多年中,他经历了玉溪考古界的多个重大事件,他是参与者、发现者、研究者,也是一个希望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为众多专家、学者以及像他一样的考古爱好者知悉的热心人。回顾50多年的考古生涯,王建昌为记者梳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。

19岁那年,他在通海小石山发现一件动物化石,经云南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野牛的股骨化石。在专家的鼓励下,他开始走上了业余考古之路。

上世纪70年代,他在通海县里山乡大石洞发现了一批化石,后经云南省博物馆考古专家张兴永教授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黎兴国的研究,这些化石中有一件猿人的下颚骨、两颗猿人的牙齿。遗憾的是鉴定之后,没有专家到通海进行实地调查。

上世纪70年代,他在通海杨山、海东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石锛、石斧、石纺轮、石网坠以及一批陶壶、陶杯等,其中一件陶制的水田鱼塘模型,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得以合璧复原。

1982年,他在山地苗圃耕作完回家途中,捡到第一块大理国墓志碑刻——《通海郡彦贲苏意海塔志》。随后他又在通海白塔心、大新等地的水沟边、土埂下捡到300多块碑刻,记录了大理国纪年(含国号、纪年)的40余块,其中20个年号为首次发现……

王建昌是一个农民,早年靠经营一块苗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有了一点积蓄,大多花在了考古爱好上。他说,1982年以来陆续收集到的大理国碑刻因为与死人有关,怕带到家里不吉利,就留在自家苗圃的窝棚里。后来,这批碑刻的价值越来越为人所知,他就请马车拉回家保存,几百块石头光运费就用了2000多元。平时到外地考察,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喝,他把吃喝省下的钱都买了图书资料。

他的观点和发现让专家、教授大吃一惊

50年的收集、调查、学习、磨砺,王建昌在古人类、大理国、火葬墓、通海古代史等方面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土专家”。

1984年,他带着从通海杨山、海东贝丘遗址收采集到的石器、陶器参加了在玉溪市召开的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会,并在会上发言。随后,参会的专家专程赶到通海实地调查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良兴奋地对他说,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是“玉溪新石器时代文物的首次发现”。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省内外的专家,并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。

专家的评价,是对他多年付出的最大肯定。此后,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了考古上,背上一个包,一个人上路,去调查,去发现。回到家,他就开始写研究文章,阐述自己的观点。他坚守着自己的理想、信念,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农民。

有一次,王建昌与云南省博物馆的黄德荣教授会面,谈及通海白塔心出土的大理国碑刻《先生尹□□墓碑》。黄德荣说,你将这块墓碑定于大理国时期,你可知道碑中所记的“至治”,大理国和元朝都用过这个年号,你凭什么判定这个年号是大理国的?王建昌面对专家的发问,不假思索地说,因为元朝的“至治”年号只用了三年,而《先生尹□□墓碑》上说的是“至治六年”,所以这个“至治”必然是大理国的。

一个农民的知识如此丰富,的确让省里的专家吃了一惊。之后,王建昌便顺利地成了“通海大理国火葬墓纪年碑研究”的研究成员,要知道,这可是一个省级重点课题。

在占有大量碑刻资源的前提下,他又开始研究“秀山郡”的断代史。他认为,段思平在建立大理国后,设立过“通海郡”,不过时间不长,不久就改为“秀山郡”,通海秀山因此而得名。之后,秀山郡作为滇南地区的行政管辖机构,一直延续到元朝都没有变更过。这一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发表之后,也填补了通海地方史研究的空白。

“我的藏品最后的归宿是国家”

在王建昌的家中,记者有幸见到了王建昌现有的珍贵藏品。这些藏品按类别摆放在不同的房间,楼上一个房间陈列的是动植物化石,桌上陈列着珊瑚化石、象骨、羚羊角等;另一边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、陶器,这些藏品来自杨山、海东贝丘遗址,是近几年新采集到的;在楼道口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,记者看到了南诏、大理、元、明不同年代的火葬罐,有陶的、铜的,也有价值不菲的青花罐,更有奇特的梵文罐、汉字罐,且大多保存完好;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理国和元代的碑刻,一大批记录了通海、玉溪乃至云南历史的碑刻一直被他珍藏多年,并不轻易示人,这些碑刻中除了记录有“秀山郡”外,还有20多块纪年碑,弥足珍贵;此外,他珍藏了汉代的砖和陶钵、大理国的瓦当、元代的团碑,也是无数藏家梦寐以求的……

王建昌说:“我今年已经70岁,研究工作还将继续下去,但限于精力、物力、财力,考古已经不可能走得太远了。在有生之年,我想这些藏品最后的归宿是国家,我希望这批东西最好能留在玉溪,让更多的考古、文史工作者、爱好者能看到它们、研究它们。”

其实在此之前的1998年1月,他将从通海杨山、海东贝丘遗址收采集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、陶器共288件捐赠给了玉溪市博物馆;2004年,又将自己收集到的大理国火葬墓碑刻共130多件捐赠给通海县文化馆;2012年10月,他再次将他收藏的大理国时期的碑刻37件、火葬罐3个捐赠给大理市历史文化研究所,并得到了对方一定的物质酬谢。也正因为最后一次捐赠,王建昌在玉溪收藏界一直饱受非议,有人认为他私自将玉溪的文物卖给了大理,很不厚道,还有人直接指责他违法交易国家文物。王建昌很委屈地说,从他开始爱上考古那天,就开始学习国家的文物保护法,他是一个知法、守法的人。在收集、收购这些藏品过程中,他花费了不知多少钱,不过他从来没把这些藏品与任何私人做过交易,他的藏品最后都要捐献给国家。在他看来,无论是文化馆、博物馆,还是研究所,都是国家的下设机构,因此那批文物即使被大理的研究机构收藏,它们仍然属于国家。

采访结束,已是下午,王建昌还要赶班车去昆明。这段时间,他辗转于玉溪、昆明的几家医院,为老伴孙保仙寻医治病。他的老伴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瘤,全家人已经为他守护了近3个月时间,前后花费已经超过了50万元。现在他经济拮据,得靠向亲友邻里借钱维持老伴高昂的治疗费。这几天他的老伴已经有了意识,但说话还不清楚,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。王建昌说,生命是买不来的,但他们一家人会尽力坚持下去。

编辑:何亚